源：中国新时代 作者：李钰
中国新时代2013年第4期
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公司发展蔬菜产业，都得严格遵循这样一些准则：诚信、自律，生产安全放心蔬菜
| 文 •本刊记者 李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在人们日常膳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每日三餐都离不开蔬菜，尤其是更多的城市人开始青睐绿色饮食，蔬菜在城市餐桌中的地位愈来愈高。据《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指出，2010年我国人均蔬菜占有量为370公斤。巨大的蔬菜需求量刺激了蔬菜产业的迅速发展，昔日的“家庭菜园”逐步演变为一项重要产业。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人口多、层次高，对蔬菜的需求量大，对蔬菜质量安全的要求相对更严格。据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统计中心负责人介绍，北京每人每天大约吃掉1公斤蔬菜。如果按照北京常住人口2,000万计算，北京每天蔬菜消费要2,000万公斤，一年就是730万吨蔬菜。有业内人士指出，加上饭店、宾馆及浪费等情况，实际上北京一年的蔬菜消费量可能要达到千万吨。
如此庞大的蔬菜需求量，给北京蔬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不少人瞅准了京城蔬菜的可观商机，试图从种菜、卖菜中赚得满钵金。然而，在日新月异发展的北京，蔬菜生意并不简单。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给蔬菜种植的技术要求增加了砝码；频出的农残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给散户种植经营模式及流通方式提出了挑战；巨额的成本投入更引发了资金压力...京城蔬菜产业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防病原菌 还是防农药残留
现代农业不仅要保证产量，还要讲究品牌效应，更要满足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需要及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源对此深有体会。
地处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天安农业，前身为北京市农业局组建的小汤山特菜基地，之后经企业改制，于2006年成立了天安农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小汤山”品牌蔬菜的生产和销售，目前是北京市商超覆盖率最大的蔬菜企业。
蔬菜圈的人都知道，现代农业的发展要走“三品一标”路线，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它们被誉为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是当前和今后时期农产品生产消费的主导产品。记者从国家认证监管委员会网站了解到，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食品农产品认证有效证书数量统计分别为：有机认证证书7,688张，绿色产品证书15,371张，无公害产品证书67,402张。
林源说，天安农业主要按照企业标准生产高于无公害标准的蔬菜，为了照顾一些高端客户的需求，他们也种一些有机蔬菜，但有机蔬菜的产量只占整体产量的4%。
这些年，受毒豇豆、毒韭菜等事件的影响，很多人尤其是中高端人群将视线集中在了有机产品上，催生了有机热，生产者们也从中嗅到了商机，一批有机蔬菜生产企业脱颖而出，试图引领餐桌蔬菜发展的方向标。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北京诺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门走有机产品路线。记者了解到，诺亚有机是由两位北京私企老板在2011年投资创建的。两位老板，一个做房地产，一个做外贸，共同点就是喜欢吃安全性更高的有机产品，但是频频曝光的假有机事件，使他们决定建自己的有机菜园子，供应自己的亲戚朋友圈餐桌。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诺亚有机的会员越来越多。同时，社会上流行的送礼送健康也把诺亚有机的生意推动了起来。目前公司会员已达到1,000多户，并呈增长态势。
在记者参观诺亚有机农场时，虽然正值三月，但是蔬菜大棚里一派温暖，耳朵里时不时传来蜜蜂的嗡嗡声，据了解，这是他们专门从荷兰引进的用来授粉的熊蜂。诺亚有机农场副总经理张荣富告诉记者，有机蔬菜的种植对技术要求很高，他们不仅请中国农业大学有机食品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还专门聘用一批农学院的毕业生负责日常种植，有时还邀请一些有机蔬菜专家来指导。目前，诺亚有机尚未实现盈利。“去年有1,500多万元的进账，但只够公司滚动，更别提折旧。”
张荣富说，诺亚有机正在申请有机认证。即使一直以来是按照有机标准生产，但是根据规定，他们必须经过2-3年的转换期才能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按照我国有机产品认证规则，诺亚生产的蔬菜尚不能被称为有机产品，更不能以有机的名义在市场上销售。目前诺亚有机的销售实行会员制，客户订购后，公司每周安排配送两次。张荣富坦言，即使获得了有机标，公司短期内也不打算在商超销售。“目前会员制发展得挺好，有个固定的消费群体，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就种多少菜。虽然有机标对以后会员制的直接意义不大，但如果有了有机标，能让客户更加放心。”
虽然张荣富是种有机蔬菜的，但他也提到，“中国人全吃有机产品，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机产品的产量低，供不应求，只能是高端人群吃。”
这一点，林源也持相同观点。同时，他也指出，现在很多人对有机产品的理解存在误区。“他们以为有机就代表着绝对的安全，实际上有机只是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形成人、动物、植物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环保理念。”“有机并不见得绝对安全，因为处理不好的动物粪便带很多病菌，都对人体有害，有些甚至到现在还根本无法解决。从安全性上讲，可能化肥因不带这些菌而相对安全一些。当然前提是化肥的用量合适。”
“因此看你是要防致病菌，还是防农药残留。” 林源表示，如果真正严格按照国家最低标准，即无公害标准种植蔬菜，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基本是没有的。
在这个有机流行的时代，林源对有机产品的认识并不偏执，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
全国政协委员周健民是一名土壤研究学者。他说，“以我们的土地资源，不用化肥的话可能饭都没的吃，没有化肥，我们粮食一半就没有。”但用化肥和过量使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食品安全的概念上，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好像用化肥就是不安全的，用有机肥是安全的。”他指出，化肥里面就是养分，本身没有直接有害作用，一系列研究表明，有机肥安全性隐患非常大，特别是牲畜粪便中除了病原菌，还有重金属、激素及其他有机污染物。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也表示，“有机农产品不一定是最安全的，也不一定是最有营养的，它只是现在少数人追求的生活时尚，我们可不要跑偏了。”
有长达十多年有机检测认证工作经历的有机认证高级检查员，目前是首农集团、欧阁有机农庄等企业高级技术顾问的李乃光告诉记者，无公害、绿色及有机三种产品都是安全、健康的，但有机产品的标准最为严格，在保护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
虽然林源对有机有非常理性的认识，但天安农业依然生产少量的有机蔬菜。“就是为了满足一部分高端客户需求，同时也保证企业产品的多样化。”但他明确表示，天安农业不会大面积发展有机蔬菜，只会维持现状，“因为成本太高，尤其是有机新规出台后”。
2012年7月1日，《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新版《有机产品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我国有机行业重新洗牌，一些假冒有机生产企业被淘汰出局，有机产品市场得到净化。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利好，但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大了有机生产成本。
林源说，新规要求每一茬菜都要检测认证，每个样品的检测费近一千元。“我们种的有机蔬菜品种多，每一种菜的面积又很小，像油菜之类的叶菜一年能种四五茬，一年下来，有机检测费用就相当多。而且检测与发标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等拿到有机标的时候，往往菜已卖完了，基本没法按有机价卖。”
其实，有机蔬菜除了种植成本高，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产量低。据林源介绍，用有机标准种菜，每亩地的产量只有无公害标准下的50%。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机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高出好几倍。
如何解读97%
因为成本投入大的原因，天安农业将客户定位在中高端领域，一部分供应中央等政府机关，一部分在北京商超销售，同时还在一些高端社区如阳光上东等小区常年直销供应。据了解，小汤山蔬菜已在华堂、华联、超市发、京客隆等140多家商场超市设立了蔬菜专柜。其实，小汤山蔬菜也在重庆商超销售，只是正面临着撤柜的境地。林源表示，与北京相比，除了重庆市民的消费能力不高、异地管理成本偏高外，当地食品安全重视程度不够高也是小汤山蔬菜无奈出走重庆的一大原因。
目前小汤山蔬菜年销售量为650万公斤。但是这与北京市巨大的蔬菜需求量相比，仅是冰山一角。即使北京也拥有通州、大兴、顺义三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北京的餐桌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其他省市的蔬菜供应，这一现象在冬季尤为明显。在北京几大农产品批发市场上，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农产品进入，然后又经蔬菜商贩们倒手，最终流入京城千家万户的餐桌上。然而不管是哪里供应的蔬菜，消费者最关心的是蔬菜的安全性。
记者从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一位菇类销售负责人员了解到，新发地每天的菇类销量有二十五六吨，基本来自山东、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这位负责人表示，他们自己并不检测菇类的农残，因为在蘑菇进入新发地之前，种植地会完成农残检测，提供一份检测报告，同时市场也会安排专门检测人员对各种蔬菜抽检，“暂时还没有发现农残不合格的，都能拿到‘放心菜证书’。”
这个答案似乎与今年两会上一位权威人士的发言相符。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在3月7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中表示，我国蔬菜安全合格率十年前刚超过90%，现在已经达到97-98%。
但这一数据似乎并不被认可，因为就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专家杨忠歧都声称普通人对农药残留防不胜防，并且指出有些菜农用药超百倍。
那么，97-98%的农残合格率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依然会有很多人公开场合质疑蔬菜安全性呢？
北京首农物流有限公司基地部部长朱德兴认为“这个数据确实是对的”。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质疑声，除了消费者对于蔬菜安全性非常谨慎外，主要是由蔬菜农残检测方法及检测范围的不够完善引起的。
据朱德兴介绍，在检测指标分析中，每种农药对应一个残留指标，但是检测仪器只是针对特定种类的农药，可能一些刚刚生产出来的农药就检测不出来，出现“漏检”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每种农药残留都不超标，但各种农药加起来的话可能超标，“但是这种情况相当少”。
从检测方法看，农残检测有精准检测和快速检测两类。精准检用时比较长，大概要五六天，对于新鲜蔬菜，一般不会选择这种方法，并且精准检都是送样品过去，怎么取样也是一个问题。现在采用的主要是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依靠酶的抑制原理，主要检测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只需要10分钟就可得出检测结果。但无论哪种检测方法，都是抽检，检测数据与实际的农残之间就会存在差距。
记者从北京石景山区某社区菜市场一位摊主了解到，他的菜都是从北京岳各庄批发市场批来的，“这家拿几斤黄瓜，那摊几斤西红柿，从来不问农残是否超标之类的问题。”据他透露，在卖菜之前，他曾给北京一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运过菜，都是从一家一户菜农那收来的，也没人专门依次检测农药残留合不合格。
朱德兴说，一车蔬菜来自于多家，可能真正超标的蔬菜正好不会被抽检到，并且一种蔬菜经过多次倒手才流向餐桌，到底是谁家的蔬菜农残超标，根本无法追溯。同时，新发地等批发市场均以盈利为目的，根据交易额大小收费，一些菜贩为了规避这些费用，直接从散户菜农那里进菜销售，即便是抽检、速检也都无从谈起。
其实，消费者担心的不仅仅是农药残留超标，还有化肥过量、激素等化学合成物滥用等问题。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销售的“顶花带刺、直溜”的黄瓜，除了农药、化肥的作用外，与四五种激素的功劳密不可分。“为了卖相好、好卖价钱，菜农基本都在普遍使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种黄瓜被称为“激素黄瓜”，使用的激素叫植物激素，又称植物生长调节剂。
“激素黄瓜”不是个案。《羊城晚报》在今年年初刊文《菜农爆料：许多蔬菜会用这种药》，而“这种药”就是能让菜长得大、长得快的植物激素。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农业生产上是允许使用的。目前农业部门在每次抽检农产品的质量时，只检测农药残留量，而对于植物激素的抽检，目前技术还达不到，并未将该指标纳入检测范围之内。
国家食物与营养学会理事、大连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农绍庄教授对此表示，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是化学药品，只要不直接、大量地饮用，可能短时间对人体造不成伤害，但长期在人体中积累，或可致病。
如何确保消费者买到安全放心的蔬菜，依旧是个难题。就目前来看，单纯依靠经过认证、面向中高端群体的天安农业、诺亚有机等蔬菜生产企业，远不够满足北京餐桌，更别提全国老百姓吃放心菜的需求，因此必须扩大真正意义上的无公害蔬菜供应量。
合作共赢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要求蔬菜种植采用无公害标准。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据他保守估计，目前全国真正按照无公害标准操作并且达标的蔬菜还不到40%。
“这种局面主要是由我国农产品市场经营渠道、流通体系造成的。”朱德兴评价道，国家要求生产者实行无公害种植，但是无公害生产单位基本上都是家庭散户，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很难按照这个标准去做。虽然有无公害标准的要求，但国家一直都允许没有经过标准认证的蔬菜在市场上销售，加上散户也无力承担认证费用，因此不少未达到无公害标准的蔬菜依然存在于市场。
他介绍说，首农集团生产基地的蔬菜，主要以绿色食品为主，有一部分已经升级到有机食品。除了打算逐步扩大有机蔬菜种植面积外，由北京市政府出资，首农集团正筹划在北京建立一个大型的销售平台。与新发地等批发市场不同的是，这个销售平台将类似于公益性平台，实行准入制，只有经过质量安全认证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平台，全部实行可追溯制度。政府希望在“十二五”末，首农销售平台销售的安全农产品可达到北京市场份额的30%。
同时，他也指出，今后，散户菜农要想进入首农销售平台，就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做大规模，打出自己的品牌，才有资格和能力直接进去卖菜。“如果将来农产品流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散户经营逐步转向大户经营，有利于安全标准的落实，也能提高质量检测的全面性。”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朱德兴表示，改变以往的散户经营模式，向这几种生产组织类型转变，将有助于改善当前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记者了解到，天安农业的经营模式，已经涉及了农村合作社形式。林源说，“这几年房地产发展得相当好，但把我们这些搞农业的给坑苦了。现在的土地流转费用太高，因此天安无力买地种菜，即使租地，也要承担每亩地几千元的租金，成本太高。要想拓展规模，我们只能靠输出技术及监管做合作。”
考虑合作模式，除了土地成本外，林源也表示与高居不下的人力成本有关。最近几年，用工荒在农业圈更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种地，即使企业保证了各种保险待遇，招到人手依然较难。况且，“现在雇工的工作积极性不是太高，效率也相对低一些。”因此与农村散户合作也就成了一条经营之道。
目前，天安农业在北京郊区已经牵头组建了8个农村合作社。农户报名加入合作社，种植无公害蔬菜或有机蔬菜，天安农业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合作社产出的菜都由天安农业利用自己的渠道以小汤山品牌销售，不仅确保了农户的收入，也提高了农户按标准种菜的积极性。
林源说，为了保证合作社的菜符合质量安全标准，公司专门安排技术人员吃住在合作社生产基地，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做好生产监管。平时，公司也会派人下去检测把关。据林源透露，他正在河北等地农村洽谈合作社事宜。
据了解，在北京，像天安农业一样走合作社模式发展的现代农业公司并不在少数。
2007年创立，集有机食品和优质农产品生产、销售以及配送服务为一体的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在走这条路线。正谷公司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进行有机农业生产最有效的模式，该模式将企业和农户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可以破解食品安全难题。
正谷公司执行总裁张建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将生产基地全部租过来，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负担，而且扩展的范围有限。另外，如果农民变成公司的工人后，劳动效率自然会降低。最重要的一点是农业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土地不仅仅是为农民带来收入，它也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土地上劳作，农业生产本身为他们带来生活满足感。”
这种合作正好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思路。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新四化”，指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相互协调，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但各地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农业现代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产品需求急速扩张，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也就成了必然趋势，农业现代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将超越城镇化。
目前，正谷公司已在北京、山东、陕西等地建立了有机蔬菜、水果、大米等生产基地，种植的品种与有机农业技术由正谷公司提供统一标准，合作社生产出的产品由正谷自已的销道渠道推广。
在北京有自己菜园的宁赤颖告诉记者，她也希望能与这些品牌公司合作。宁赤颖是北京一家国企的高管，2009年，她在通州租了60多亩地种菜，还养些鸡、鸭，平时是当地两位农民帮忙打理，工作之余她会去干些农活。她说，“除了我本身喜欢田园生活状态外，出于对食品安全考虑的因素至少占50%以上。”
宁赤颖说，她在用“特土”的方式种菜，施农家肥，不打农药，而是用洒石灰水等方式灭虫，菜园的产量很低。一年的收获除了满足自家餐桌外，也只能给亲戚朋友送一些。“如果能够好好经营，应该也不错，但是我对农业这块一窍不通。”
“以前我没种过菜，起初想得也有点简单，一直没有找到比较成熟的技术和模式，依然在摸索中。”“对于以后的发展，我希望有个比较好的品牌农业公司与我合作，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我现在缺的主要是技术。”宁赤颖如是说。
资本 绕不开的话题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从这个政策可以嗅到，资本“上山下乡”助力现代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新方向。
早在2012年1月10日，中国第一份农业产业投资报告——《中国农业产业投资报告2011》就阐述了资本对于推动农业产业的重要性。“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创投资本，创投资金需要好的项目，农业到了发展的春天，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和潜力，我们首次发布这份报告，就是期望能够尽快地推动农业产业与创投资金的融合对接，实现共荣共赢。”
虽然有业内专家指出，农业整体利润水平较低，投资风险不容忽视，但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利好政策，农业领域投资受捧，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如福建大坂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柜台交易市场（香港OTC）成功挂牌，深圳市八马茶业连锁有限公司接受天图资本旗下投资机构3,500万元投资。
蔬菜产业也不例外，资本进入早已成为案例。2010-2011年间，面向上海、北京两大市场，专门生产、销售有机蔬菜的上海多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完成了两轮融资，第一轮是青云创投和汉理资本，总共7,000万人民币，第二轮大概有1.8亿人民币，来自国内外的4家。
多利农庄的“庄主”张同贵表示，更多的资本关注农业，才能让做农业的赚到钱，农民赚不了钱，这个产业就会出现问题，更多的人投农业，品质会得到提高，这是好现象。“融来的钱拿来建基地、建物流、建IT管理体系，以及北京市场的开发。重点还是在基地上，我们要在未来3年达到3万亩的基地规模。”
据了解，2012年8月，多利农庄在北京大兴区建立了第一个生态农业基地。张同贵当时表示，多利农庄第三轮融资可能在2013年上半年进行，主要用于收购兼并，公司计划三至五年上市。从这一点看来，资本进入对肩扛重负的蔬菜生产企业，尤其是有机蔬菜企业确实有一定意义。
李乃光告诉记者，“最近两年，有机生产企业的效益都不是太好，尤其是有机新规实施后，企业成本投入剧增，基本都在赔钱。”他也指出，现在很多企业都是在用其他行业赚的钱来做有机的。
这一点在北京蔬菜产业圈里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如，沱沱工社就是九城集团在2009年投资的，不仅在平谷租地建了有机农场，还用B2C电商模式销售有机蔬菜等新鲜食品，而九城集团本身是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专注于提供进出口行业软件及互联网服务的供应商。
天安农业也在经历其他蔬菜生产企业的困境。林源表示，虽然公司没有出现大幅下滑，但是因有机新规带来的成本增加，公司的亏损变多了。他也指出，这些年天安农业在发展上投入了很多，不仅体现在蔬菜检测、认证等直接支出，还有人才引进及管理上的投入，如引入德国SAP公司信息化办公管理软件。仅去年一年，在生产监管方面的投入就达到了150多万元。若想继续做大规模，天安农业同样面临资金压力。
但是，对于当前流行的农业与资本“联姻”的做法，林源持不看好态度。
他说，“在年前，就有人专门来找我，说要给天安融资，并且开出的回报非常高，有6倍的市盈率，但我们并没有同意。因为资本进来后，一切就很难控制了。”因此，这个“不请自来”的资本被林源给拒之门外了。
“我们作为生产者，要求的是高品质的产品，而资本要求的则是高回报率、高利润，这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发展方向根本不一样。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资本进入后，很多公司基本都偏离了原来轨道，忙着做数据、节约成本，并且盲目地扩大市场，使得产品质量难以保障。也就是说，引进资本后，容易出现局面不可控的情况。”林源说，“我们也想做大，但打算量力而行。”
正谷公司总裁张向东对资本的看法与林源基本一致。2011年初，张向东向媒体表达了他的顾虑，“如果自己发展，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想法和要求发展，虽然发展得会慢一些，但是是可以控制的。如果资本进入后，是否会改变发展节奏呢？”在他看来，有机农业与其他产业不一样，一旦规模化之后质量方面就很难保证，毕竟有机农业在整个过程中还是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而非普通农业“放养式”发展。
正是因为这种担心，正谷与资本的“联姻”也就没有开始。不过，2012年4月10日，正谷公司与汇源集团宣布进行战略合作，表示要共同发展有机农业。看来，正谷公司寻求了新的“联姻”方式。
其实，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公司发展蔬菜产业，都得严格遵循这样一些准则：诚信、自律，生产安全放心蔬菜。
李乃光说，“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农业，到现在依然认为农业不好做，投入大，回报慢，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他建议道，蔬菜企业要端正心态，凭良心生产，保证餐桌安全，并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任。
链接
农产品安全等级划分
普通产品：不经过任何认证的食品；
无公害产品：指产地环境和产品质量均符合国家普通加工食品相关卫生质量标准要求，经政府相关部门认证合格、并允许使用无公害标志的食品，是无污染、无毒害、安全的食品，也是对食品的最起码要求；
绿色食品：指无污染、优质、营养食品，经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可，许可使用绿色食品商标的产品，根据生产条件高低的不同，又分为A级（生产条件要求较低）和AA级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指根据有机农业原则，生产过程绝对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物质和采用对环境无害的方式生产、销售过程受专业认证机构全程监控，通过独立认证机构认证并颁发证书，销售总量受控制的一类真正纯天然、高品味、高质量的食品